[史料]政治风潮中的科学家们

[fred]

粮食多了怎么办？

1958 年8月11日，毛主席到河北省徐水县参观，参观中他问道："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每亩平均多少斤？"徐水县县委书记张国宗告诉毛主席，当年全县夏秋两季一 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粮食，平均每亩两千斤。毛主席听过之后，感到非常吃惊，笑嘻嘻地看着屋里的人说："要收这么多粮食呀！你们全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 完这么多粮食？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事后，就因为毛泽东的这句"粮食多了怎么办？"中国科学院集合了六所研究所专门成立了课题小组，研究怎么样在多余的粮食中提取酒精等化工原料。[1]

一、科学家们的选择

上面这则轶事充分的反应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科学工作者，尤其是农业相关领域科学家的尴尬处境。

在1958年，随着一个又一个农业高产"卫星"的上天（当时最高记录是广西环江县，其号称水稻亩产130434.14斤），使得农业科学工作者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重压之下，一些身段柔顺的人只能选择迎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宄所副所长殷宏章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运动开展初期，他就连同上海的16位科学家向中国科学院全体高级知识分子发起倡议，"下决心做左派，争取五年内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科学工作者"。

1958 年下半年，殷宏章又带领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大部分技术人员，会同其他十几个研究所的数以百计的科学工作人员，一起下乡在全国各个丰产基地建立"观察点"。6 月至9月，殷宏章一直在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亲自参与了亩产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的验收工作，为此他还特地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科学研究工作要 奋起直追》，他谈道：

    "在一个星期里，我们在安徽纵阳县连着参加了两块高产早稻的丈量和收割，亲自看见亩产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上天，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他形容万斤稻田看上去是"远看像城墙，近看像稻场"。

身为农业专家的殷宏章还特地介绍了稻田的"叶面积"和"净光和率"，并表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宄所决定把作物高产生理基础列为重要的研究任务，计划总结高产经验，开展试验田。

著名农学家方悴农，他在1957年后担任过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栽培所党委书记、也是公开发表文章为卫星田做解释的人，他在《作物栽培学上的革命掇秧法解决了农业大量增产中的三个问题》中称：

    "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却怀疑这种'掇秧'的方法在生产实践上的意义，甚至诬蔑这是一种为着放卫星的'取巧'办法......过去那些总想让农民按照自己方法办事的农业科学工作者是要被时代淘汰的

山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武藻，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名为《小麦高额丰产的科学依据-亩产十五万斤的技术措施》，从气温、雨量、霜冻以及小麦在田间的生理生态情况等各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小麦亩产达到15万斤的可能性：

    小麦亩产6万斤、8万斤、10万斤甚至15万斤绝不是吹牛，也不是异想天开的胡说八道。是"根据事实，以科学分析来确定的"。
    "我们今年在晋南参观小麦时，发现了每穗小麦有20个小穗，每小穗上有8粒小麦，出现了164粒的丰产大穗。在省农业研究所的麦地内也有每穗120粒、130粒的大穗。
    若每亩能密植200万株，就能产24000万粒以上，每12000粒为1斤的话就能亩产万斤以上。这证明高额丰产的苗头已在我省的晋南、晋中出现。我们还要鼓足干劲，再增加穗数、码数和粒数的话，每亩产量还可由2万斤增加到6万斤、8万斤、10万斤甚至到15万斤以上。

除了以上几位农业领域的科学家外，当时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参与了进来。

当时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在《红旗》杂志发表了名卫《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文章中除了肯定1958年全国小麦和稻谷的丰收，还谈道：

    "我们农民还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了今年夏收的高产纪录绝不是不可能超过的最高限度......楼上还有楼，天外还有天。这就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从今年冬小麦的高产中得出的结论......小麦是低产作物这种陈腐观念被打破了。
    拿 密植来说，有一些农业科学家曾经为密植规定了他们的所谓绝对不能超越的极限。有人引证材料断言：'小麦每亩的株数不能超过五十万株，超过就太密了，就会不 透阳光，不透空气，容易造成霉烂、倒伏，因而大大地减产'......我国农民己经倚靠冲天干劲和大胆创造能力，使土壤状况和营养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才能实现这 样的密植。"[2]

在文章的最后，于光远还不忘攻击那些坚持科学规律的学者们：

    "仍 然有一些满脑袋蛛网尘埃的资产阶级科学家，对此抱着冷淡和不信任的态度，散布各种消极和怀疑的论调，他们从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傲慢偏见出发，顽固地不肯承 认人工人农民的伟大创造。"他评价那些参加了验收却仍然不肯承认高产成绩的科学家是抬着"科学"的牌子，贬低这些成就的意义。

在1958年7月初，中国科学院系统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农业丰产座谈会"，会议决定由土壤队、北京植物生理室、北京微生物室等八大单位共同协作，大搞试验田，并商议决定了1959年的亩产指标。

于光远在此会议上又大放厥词，表示如果科学家和农民的竞赛中输了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在他的鼓动下最后将指标调整为"小麦2万斤，争取3万斤；水稻2万斤，争取3万斤。"[3]

丰产会议结束后，生物学部的确组织了领导小组进行丰产试验田的准备工作，但尽管根据理论计算进行了深耕、施肥等措施，每天三班倒不间断有人轮流看护，最后小麦亩产最高也只达到460斤。

数 学专家华罗庚在当时也是坚定的赞成派。《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数学工作者要大力为农业服务》的文章。华罗庚提出以数学方法为支援农业，分别从场地选择、 劳力组合、作物布局、公社运输、水、争取最大收获量、估计农产等方面提出数学计算可以为农业添砖加瓦。他在济南公社考察为农民群众的热情所感动，曾写下这 样一首诗来记录自己的激动心情：

    向在城市里，今来大地边。
    东风勤拂拭，绿满万顷田。
    规划处处用，数学入田间。
    移植谁之力，靠党非靠天。

当 时作为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自然也不甘置身事外，在1958年他与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中，就收录了133首歌颂诗。此外他也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农业丰 产经验，在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郭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科学工作者向大会发表了祝词，他在会上表达了科学己经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品"，科学 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伟大时代已经到来。

他还将那些对粮食产量保守估计的科学家称为"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告诫这批科学家科学工作必须联系实际，必须走群众路线，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拜群众为老师，虚心向群众学习。

当时除了郭沫若外，还有一位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科学家参与其中，那就是时任力学研究生所长的钱学森。

作为一名导弹领域的顶尖学者，与农业毫无瓜葛的钱学森为何会积极的参与此事恐怕永远是一个谜团。当时他在公开刊物上一个发表了八篇有关领域的文章，早在卫星发射之前，他就在中科院所长会议上做了一番略显奇怪的发言：

    "在 这一点上我是外行，作为一个搞力学的人来说，不免总是从能量方面来考虑。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 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 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当然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但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去考虑。

在 之后的高潮时期，钱学森又发表了《展望十年一一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一文。全文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人工控制气候提上了工作议程"、"农业生产接近 了工业生产的方式"、"动力是发展农业的心脏"、"生物能的利用解决了燃料问题"、"养殖小球藻成了农村的新需要"、"工业支持农业"、"农业生产还远远 没有碰顶"、"将来的农场"等。

在"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这一章节，钱学森做了简单计算：

    "因 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些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很多倍，所以我们的生产还远远没有碰点......把每年落 到亿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作为植物能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部分太阳光能从二氧化碳和水制造生长的资料，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的每 年亩产量就不是现在达到的多斤，而是这个数量的多倍，等于农业发展纲要最高标准的倍！""

钱学森最后估算的稻麦亩产值在4万斤，不过他仍旧没有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实施方案。不过在《展望十年》这篇文章发表后，还未来得及被任何刊物转载，就被另一篇文章所掀起的波澜替代了。

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刊登了以钱学森署名的文章，这篇被大量转载的文章是钱学森相关文章中影响力最大的[4]。

在这之后，钱学森又发表了几篇类似的文章，在1958年第11期的《新观察》上，刊登了他的《为什么要学点技术科学》一文，钱学森在文中又提出了对冬瓜或西瓜的种植建议：

    "我 们如果知道植物生长是靠光合作用把水和空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碳水化合物，太阳光吸收得愈多，光合作用就愈强，生长得愈好。抓住这个关键就不难想到像冬瓜或西 瓜这些作物，应该把他们上架，上架以后枝叶就都可以占一定的空间，一层叶子吸收不了的太阳光，下一层再下一层还能吸收，这就加强了光合作用的强度，一定能 丰产。实际上据说冬瓜上架后，再加深耕和多施肥，一亩地就能产一百多万斤！"

此后于1959年3月发表的《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中，钱学森仍然坚持，通过光合作用所产生的碳水化合物每亩年产干物质约24万斤，"麦、稻等粮食年产量可以是每亩万斤"。

在1958年时，钱学森还主张尽可能地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实现丰产，之后在1959年他又提出要突破太阳光能的限制，使农作物产量无限制地提高。

但在当时，也不乏敢于坚持科学，勇于发声的学者。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罗宗洛就公开表示，以当时的农业技术能够达到亩产几百斤已经可算是达到丰收标准，还需要风调雨顺的配合，报道上的那些小麦、水稻丰产数据是不可能的。

作为农业专家的罗宗洛坚持认为农业科学家应该实事求是，同时他也坚持植物生理研宄所从事的工作不应该和农业科学院重叠，他不同意所内同事提出的应该放弃植物生理学的研究工作，将工作重心转为总结粮食丰产经验的主张。

罗 宗洛的直言不讳很快就为他招来了祸事，他随即被批判为"典型右倾保守分子"，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在所内的讨论会上，他坚持认为大搞试验田的行为会将 科学庸俗化，以至葬送植物生理学。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农业高额丰产的成果是利用大量付出劳动力的"人海战术"，不是科学。他坚持不将所内人力物力投入农村总 结丰产经验，强调科学有分工，总结丰产经验应是农业科学家的工作。

对他的批判很快就开始升级，甚至连《人民日报》也参与了进来，其不点名的指责道：

    "农 业的高额丰产己经一再向植物生理学将了军，彻底暴露了植物生理学的落后状态。实质上，正是那种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科学为生产服务的资产阶级思想，室息 了植物生理学的发展......目前植物生理研宄所的工作确实面临了一场严重的考验，不彻底改变方向，它就会被广大农民所抛弃，成为人们讥笑的材料。
    在对 待农民创造性劳动成果问题上，保守派的态度格外引起人们的愤慨，许多研究人员指出：读了几十年书，掌握了"高深"理论的"权威人士"自己不能解决问题，还 要拼命低群众的创造......（我国农民）创造了全世界所没有的使科学技术专家为之张口结舌的高额丰产纪录，而专家们用最好的设备和大量的人力经费，得到的产量 还不及农民的零数。究竟是谁科学谁不科学呢？

此时的罗宗洛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立场，科学院上海分院的领导只好请来他的好友朱洗劝罗宗洛转达警告："这是党的政策与路线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问题，就此收场，不可顽抗到底。"

在收到了这番明确的告诫之后，罗宗洛才不再对研究所是否应该去总结丰产经验发表意见了。

水 稻专家丁颖也是坚持反对浮夸风的一位科学家，他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农业科学家。不过他性格内向，并不愿明确表态，砸当时他曾经向陶 铸提出意见，不赞成在广东种植辽宁高产的粳稻。但当时陶铸并没有听进他的劝阻，反而在自己的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中不点名的批评了丁颖。

但是在之后于1962年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陶铸却在会上向丁颖道歉，承认当年因为忽视丁颖的话造成了广东水稻减产。

罗宗洛与丁颖由于社会声望都很高，并不曾因为自己的言论而遭到开除免职，但另一位农业专家陈凤桐，就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搞浮夸的做法，就被作为走"白专道路"的旗手进行批判，并撤销他的党内外职务，下放到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

北 京农业大学下放分队在山东省寿张县台前公社参加劳动时，植物遗传育种家李先生负责的是一片玉米田。当时上级要求玉米亩产指标要达到1万斤。李先生争辩说他 培育的玉米双交种农大7号充其量亩产千斤，要达到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结果李先生立刻被批评为"右倾保守"并被冠以"白旗"称号。

二、洋专家VS土专家

在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提出了所谓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指示科学院和大学应该编写小册子，证明科学及技术发明大多出于压迫阶级，目的要使工人、农民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

在这之后，科学家的权威开始遭遇到全方面的挑战，其实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当时涌现的各色"土专家"们。

在 1958年5月，陕西省醴泉县烽火农业社主任王保京被陕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聘请为特约研宄员。《红旗》在文章《青年农民能不能成为科学家》宣传了王保京的 事迹。王保京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农民，只念过两年小学，却曾经在五十多个农业社推广玉米试验田的丰产经验，平均亩产在一千三百斤以上。

文 章论证了王保京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家，文章中还提到过去总觉得科学家只能是念过大学的、长期在实验室搞实验的、白发苍苍的高级知识分子。王保京的事实打 破了科学的神秘观念，打破了社会上对科学家的迷信。接着在5月2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名为《科学并不神秘》的社论，再次宣传了普通农民曹文韬、王保 京、李始美等人的经验，宣传科学技术并不是深奥神秘、高不可攀的，大量的发明创造不是专家学者而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当时还有一位更著名的"农民院士"李始美。这位只念过初中的普通青年，通过实践经验和自己的学习，掌握了一套有效的防止白蚁的办法，最后被选中进了中国科学院，为科学家传授科研经验。

1958 年的《科学通报》上就有好几篇向李始美学习的文章。在当年7月，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陈世骧甚至宣布中国昆虫学会理事会通过接受李始美为会员。陈世壤 还在《学习李始美，走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一文中评价李始美的工作方法是社会主义的方法，他从生产实践中找问题，解决问题，得到的效果是多快好省。

当时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研机构都引进了许多自学成才的"土专家"。在1958年6月3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就一次性聘请了21位土专家为研究员。

而这场"土专家"对"洋专家"的挑战在当年7月达到了巅峰。

在1958年7月1日举办的中科院党代会上，全国科联代表张劲夫向大家出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全面各地小麦高产能手，向中科院生物部，北京农业大学和各研究单位发起挑战。"

随后领导宣布道，要求科学家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虚心向群众学习，科研单位要同农民们展开高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

在当时的压力下，学者们根本不能提出异议，于是中科院生物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就被迫进行了一场与农民的竞赛。

在 随后的内部会议上，大家决定由土壤队、北京植物生理室、北京微生物所、动物园、昆虫所、应用真菌所、植物所和遗传室八个单位协同,把卫星田办起来，并且定 下了向农民高产能手挑战的指标，第一阶段：小麦1.5万斤，水稻2万斤，籽棉3千斤，甘薯15万斤，第二阶段：小麦2万斤，水稻3万斤，籽棉4千斤，甘薯 20万斤，第三阶段：小麦3万斤，水稻4万斤，籽棉6千斤，甘薯26万斤。

但在随后听取了农民们的报告后，科学家们发现自己还是太保守了.于是生物部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将指标调整为：甘薯要争取40万斤，籽棉要争取1万斤！

在 之后的7月8日,科学家与农民的经验交流会正式举行。但场面迅速失控，以至于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拍卖会：在小麦讨论会上，湖北谷城县气象五社主任王家炳首先 发难，提出了要在1959年就达到小麦亩产3万斤的指标，随后数字一路飙升，亩产从3万2千斤，3万5千斤到4万斤，再到4万2千斤，农民高产能手们不断 加码，而中科院生物所一败涂地，在犹犹豫豫的提出将目标定在4万5千斤时，河北邢台县而一下子将亩产提到了5万5千斤！

为了应对农民们的挑战，当天晚上中科院生物部们又紧急召开了一次会议，重新定下的指标是：小麦亩产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亩产6万斤，争取6万5千斤，籽棉亩产1万5千斤，争取2万斤，甘薯亩产40万斤，争取50万斤。

但到9月份时，这些指标又被远远的甩开了，河南、陕西两地传来消息：小麦亩产已经提到了亩产10万斤，江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水稻亩产达到了7万斤。

在 会议结束后，就要开始实践了，中科院内部组织了一个由科学家、学生、农场工人组成的生产小组，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的六亩地开始了试验，尝试了各种当时 流行的高产方法，每亩地播种少则240斤，多则460斤，深耕土地至地下十市尺，施肥最多的每亩地40-60万斤。试验田里白天鼓风机齐鸣，为了促进通 风，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灯光如同白昼，为的是增加光热，但尽管科学家们使劲浑身解数，但产量离目标始终相差甚远，在所有试验田里，亩产最高的也只有902 斤，最少的只有541斤。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棉花"卫星"田， 用镜子反射增光（制作了280面高50厘米、宽40厘米的镜子），采取重施基肥和追肥、自交授粉、火墙加温、草帘防冻、熏烟防霜等措施。报道上 说：2.38亩棉花每亩定株3000株，有的"小棉花王"一株结桃115个，预计亩产可收皮棉2242斤。北京农业大学师生在京郊青龙桥的水稻"卫星"田 里，把20亩水稻秧苗插在1亩田里高度密植，上面几乎可以站人。用鼓风机通风，用日光灯透光，被很多前来参观的人传为笑谈。[5]

这次集合了全国农业领域顶尖专家的试验，最后不仅没有"亩产万斤"，甚至连千斤都没有达到。

随着科学家们在试验田上的落败，彻底打破了农业科学家们在生产上的权威。《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文章中说：

    "由 于他们（自然科学家）长期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实际，赶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也有一些人抱残守缺，装腔作势，其实没有什么真实本领。比如某个'万能科学家'不 会使用普通仪器，某个名教授做实验要连续发生事故，水稻专家不会种水稻......一切脱离实际的所谓专家，除了老老实实地回头来和实际相结合意外，还有什么值得 推崇的价值呢。"

在1958年7月19日，康生到北京农业大学视察，他在讲话时提出教授、学生要"以产定级论"。康生说：

    农业大学毕业生不要考几分了，能搞出亩产5000斤的就是特优生，能搞出亩产4000斤的就是优等生，能搞出亩产3000斤的刚算及格，搞2000斤的就要留级了，不过将来把产量搞上去还可以提升。
    教 授评级也要这么办，能搞出亩产5000斤的评为一级教授；亩产4000斤的评为二级教授；亩产1000斤的只能评讲师。他还说：农民将了一军，专家教授大 大地输了，产量不如农民的高。农学院的各种科学家宝座、教授宝座都在动摇了，这就提出了一个农业院校到底要不要的问题。

这番讲话过后，当年8月在北京农业大学"誓师会"上教师都轮流登台报告自己要放的指标。当时那些敢于登台放言"高指标"或"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教师都顺利地"过关"，而那些讲科学说实话的教师在一阵又一阵地"保守、落后"口号声中下不了台，甚至有人被逼得痛哭流涕。

小 麦专家蔡先生，当他发言"小麦高产指标800斤"时台下一片哄笑；第二次他把小麦亩产提高到"900斤"仍然不能被通过。蔡先生当即争辩说他培育的农大 183小麦品种最多只能打700斤，结果又是一片哄笑声。最后蔡先生勉为其难地把小麦高产指标提高到"亩产1000斤"后，才在一片嘘声中被哄下台去。

在 1958年8月9日，毛主席毛又视察了山东省委负责同志种的棉花试验田，毛主席亲手剥开棉壳，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这一棵已长棉桃64个。数完以 后毛主席问副所长秦杰是什么专家，秦杰回答说是研究棉花的，毛主席微笑地对秦杰说："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而秦杰也识趣的说道，过去搞得不大好， 只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后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毛主席又诙谐地说道："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毛主席还问秦杰："你们行还是农民行？"秦杰自然回答道：

    "还是农民行，我们在向农民学习。我们的小麦没有农民最好的小麦产量高，我们打算明年赶过农民。"

三、当真理沉默时

在当时，大多数的科学家们并不愿意公开发言，他们或是含糊其辞，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以明哲保身。

在1958年6月到8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党委组织了许多科学家赴外地参观高产田。在参观的过程中，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特意去田里拔稻株，发现它们很容易拔出来，并且不像一般的水稻那样带很多泥。他随口说道："怎么拔起来这么容易，莫非是并秧的吗？"

这时他旁边有人立即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可不要瞎说啊！"在说真话就可能挨批斗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不再说话。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学部委员朱洗、庄孝僡在参观回来后都曾明确地告诉该所干部罗登，自己不相信稻麦亩产的数字，但他们不敢将自己的质疑公开说出来。

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也不相信那些高产报道，在这之后他曾坦言道：

    ...... 有些说法若能实现，那么是很好的。虽然有些怀疑，但那种事情谁也没经历过，也还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可也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不像有些科学家，说什么 亩产几万斤......看了不相信，但是也不说......我当时也有看法，不过经过"反右"，有些观点、有些话不说了。不少人像我一样，有些话不说。但很要好的朋友，私 下说说也还是有的。[6]

1958 年7月，甘薯育种专家以凡也曾私下对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干部薛攀皋说，一亩地单季产稻麦5万斤、6万斤、甘薯几十万斤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算过细账，拿白薯 来说，打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每个白薯长得像30斤体重的小孩那么大，那么，亩产15万斤就相当于7个半小孩挤在一平方米的土地上；如果亩产50万斤，就相 当于25个小孩挤在一平方米土地之内，这根本不可能。

但以凡并不敢公开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老人，有老婆，有孩子。我不能不考虑他们受株连的后果。

作 为当时中国土壤学的权威，考察过后的熊毅在1958年7月22日举办的全国深耕农具、改良土壤会议上做了《从土壤科学来研究深翻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的 文字充分展现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科学工作者要如何才能在保存自己的学术良知的前提下，同时保住自己的前途甚至人身安全，其文字如下：

    "今后我们不单要从自然环境来判断土壤的分布和变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所引起的土壤变化。因此，我们不仅要用自然辩证法，还要采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土壤。实地考察后，感觉土壤科学赶不上生产的发展。土壤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跟不上群众的要求"。

这 种政治对科研的干预，当时中国的科研工作自然陷入了一片混乱，在当时表现非常积极的植物生理研宄所，甚至在1958年专门设立了农作物丰产生理组，先后写 出了研究工作报告、总结、论文著作共计72篇。同时又在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写出了《小麦深耕与密植问题的研究》、《水稻高产生理研究》、《棉花 高产生理基础》三本总结农业丰产研究丛书，这三本完全使用伪造数字编写的书，成了中国农业科学史上的抹不掉的耻辱。

《农业科学通讯》曾经报道过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是如何总结湖北省麻城县早稻丰产经验的：

    采 用寄秧移栽方法，第一阶段是在8亩田里从播种至培育秧苗，第二阶段是把已经孕穗的植株集中移栽到1亩地里。每亩密植80多万蔸，每蔸分蘖10株左右，共 768万穗。每穗86粒，千粒重29.41克，每17000粒有1斤。重施底肥40万斤，追肥4次。移栽后每4天灌一次水，搭竹架防止倒伏，拉草绳通风透 光。最后1.016亩早稻田平均亩产36956斤。

就 连在当时承担了特殊国防任务的力学所，为了响应号召也提出了上天入地下海，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口号。打破原本为参与国防建设的编制，专门设立了研宄室服务 于工农业生产工作。在负责至关重要的导弹项目时期，力学所还要抽出时间精力来参与"工农业生产"，"突击献礼"的活动，产生了严重的人力物力浪费。

在1962年举行的广州会议上，傅鹰等人曾对之前科研、教育单位的损失做过估计：

    高 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光，北大的家当败完了，石油学院的家当败完了，损失不是几万元，而是以亿为单位计......1958年以来，科学院仪器的损失不比大学小。化学 所实验室设备没有完整的了。我从国外带回来一套打孔器一共有13个，都没有了。全所现在只剩下两三个打孔器。所里很多打孔器到哪里去了呢？都轧扁了去做超 声波喷嘴了。有同志接着说，你的研究室还在，我的研究室都没有了，什么都被拆了，连水管也拆了。

而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撒谎已经成了一种必须的生存手段，正如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副对联所言:

    上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下联：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参考

    ^《自然科学研宄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薛攀皋

    ^《小麦增产对与农业科学研宂工作的革命意义》.于光远

    ^《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李真真

    ^学界对于这篇文章存在不少争议，从文风角度来看有可能是代笔所为

    ^《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49-1987）.王步峥

    ^《1958年，中国科学家的选择与遭遇》.熊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