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大饥荒中的1958年“济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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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济宁事件"的情形

1958 年的秋收刚刚结束，号称刚刚取得了特大丰收山东省济宁专区(济宁专区在1958年8月与菏泽专区合并，1959年6月分设)就出现了粮食短缺的局面，全专 区17个县市（济、荷两区）中有九个开始闹粮荒，至3月中旬大部分地区未完成春耕，农业生产基本停顿。在粮食比较紧张的地方，公共食堂有的已经停火，有的 时断时续，更多的食堂一个多月来未见一粒粮食，吃的是白水煮地瓜萝卜。

在 1959年的春季，时任山东省长的谭启龙在济宁地区视察时发现当地问题十分严重，"猪牛满地跑，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拔麦苗。有些树皮也被剥光了。牲畜、 毛猪大批死亡，农具损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口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该县屠宰场一天收死牲口400多头。金乡县牲口死掉40%以 上，原有主要农具56769件，损坏丢失达35446件，占62%。"

在当时的济宁，许多地方的树根、树皮、树叶基本上被挖光、扒光、采光，不少地方的农民抛开冻土，挖掘秋收时残留的冻地瓜、冻萝卜。有的农民为了充饥而被迫偷吃返青麦苗，甚至于有人把枕头里的陈糠也扒出来吃了。

由 于营养缺乏，大量疾病趁虚而入，麻疹在全区的发病人数就由7万余人增加到9万余人，导致336人死亡。而更为严重的是水肿病的流行，截至到1959年1 月，浮肿病患者已达到4万余人，死亡126人。外流劳动力约近9万人。牲畜死亡现象一样严重，牲口死亡近2万头，生猪死亡近8万头，羊死亡7千多头。即使 存活下来的牲畜也瘦弱不堪，无法承担耕种等农业生产活动。

有的社队农用 运输的主要工具大车基本上没有了，有的村只剩下一张锄头，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6月全区共累计水肿病患者达62万人，病死 2756（这个数字远比实际数字少，据刘秉琳调查，仅金乡一个县就达三千八百人）。至6月13日，全专区缺粮人口达438万人，占总农业人口的 87.6%，外流人口约14万人。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1959年的春耕大受影响，在3月份的春耕时节，全区有37％的春地没有耕翻。

当 时的汶上县次邱公社次邱店队的一名社员只有一个男孩，59年春天病死了，因为害怕干部知道后减少口粮，连哭都不敢哭，忍着剧痛，悄悄地把孩子的尸体埋在囤 里，臭了又埋在院子里。金乡县卓庄村有个社员断炊好几天，没有办法只好吃毒蛇，后来饿得实在是没有办法，扒出了一个死XX煮着吃了。城关公社一位55岁的 老太太，5天吃了3只老鼠，最后还是病死了，而弃子卖婴这类事件更是频繁发生。

为了躲避灾荒，全区许多人抛家舍业，奔赴外地讨生活，"全专区外流34万人，3月底还有22万多人在外面，有的扶老携幼全家逃荒，有的弃婴抛妻只身出走，也有的干部党员带领集体外逃。"个别农民因为食堂停火，生活无望而自杀。

这 样的局面下社会也开始动荡，首当其冲的就是抢夺粮食，其中郓城闹得最凶，发生抢粮事件130多起，有万余人参加，抢去的粮食19万多斤，有的还结伙持枪到 外县抢粮，并打伤了人。菏泽也不甘示弱，1959年4月底曾发生有几十个村庄6000多人参加的群众性大骚动，打伤公社干部，抢走了国库粮食。

在曹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上，有人公开说："干部吃的像肥猪一样，为什么叫我们吃12两？"。单县有人公开要求申云朴（前县委书记）复职，扬言要杀了当时的县委书记。

同时各类小偷小摸现象也不断发生。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民谣："不偷不摸，饿死不多，偷人养汉，都是穷逼的，有了改脾气"，"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

二、"浮夸风"导致灾情

济宁地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浮夸风所致。作为山东全省浮夸风刮的最厉害的地区，那句广为流传的"人有大多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就发源于济宁专区的寿张县。

为 了响应南宁会议，1958年2月济宁政府制定了《济宁专区年农业生产计划》对农业生产的各项指标都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其中制定了粮食总产量达50亿 斤，亩产量达400斤，人均占有粮食1000斤的指标，喊出了："今年400斤，明年500斤，四年过长江，五年千斤粮"的口号。

但 仅仅过了一个月，济宁就将计划再次上调为"亩产507斤，总产62亿斤，争取达到72亿斤"。此外棉花总产量要到达1991.3万斤，亩产量52.4斤， 花生总产量到达2.4亿斤，平均亩产366斤，烤烟总产量到达7010万斤，每亩平均产量为400斤，麻类总产量到达3848万斤，每亩平均产量为197 斤。

之后的计划指标更是一路走高，到12月份时，济宁地委已经提出了 "1959年小麦亩产1200斤，争取1500斤，总产120亿斤，争取150亿斤"的口号。号称要："种麦千万亩，底肥万亿斤，旱地水利化，产量翻七 番"。具体的做法就是"翻地二尺深，底肥十万斤，下种30斤，病虫彻底除，普浇5、6遍，亩产双千斤"。

粮 食产量既然被说的这么高了，那么依据如此高的粮食总产量而制定出的征购量，必然会高于平常年景的几倍、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结果是上级根据1958年济宁 专区自称的79亿斤粮食的生产指标，省委便要求征购量为20.6亿斤，之后虽然又降到了16.5亿斤，但仍然是一个远远高于实际的水平，而事实上1958 年济宁地区粮食的实际总产量只有21.82亿斤（比1956年30.22亿斤还少8亿多斤）。

三、雪上加霜的"公社化"

济 宁地区当时鼓吹的"四化"为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行动军事化、任务时间化。其中生活集体化是最重要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济宁地区不顾客观情况的实行"一 平、二调、三收款"，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巨野、郓城秋收时只准留3天口粮，其 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国库、社库、队库）合一......很多地方连粮、草、蔬菜、砖瓦、木料、锅等都被归了公。各县还有一部分实行大规模的移村并村。

济宁专区有的地方还将群众按军队编制组织生产，有的是把群众按不同年龄段进行分组，如老年组、壮年组、青年组、少年组以及妇女组分别进行劳动，有的地方推行男女老少分开居住，实行"过礼拜六制度"（只有到周六夫妻才能同室居住）等等。

例 如金乡谷亭公社，谷亭公社原有300余村，在公社化中被合并为260个村。其中谷亭公社米滩营原有6个自然村，529户，2484人。被按年龄、性别划 分，男的一村，女的一村，托儿所一村，工厂副业等一村，学校一村给分成了六个村。当时被称为"大搬家"的动作很大，金乡县1958年秋大搬家的村庄共计 665个、41400多户，人口近20万。"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孩子一处，老人一处，男一处，女一处,，哭哭闹闹，怨声载道。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说 "国民党也没有这一套"。

当时山东荷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开 办公共食堂，人民都敞开肚皮吃饭，340人一个月吃了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而在更多的地区，早在公共食堂建立之前，人民一听说要把自家粮食无偿集 中到食堂，都去食堂统一吃饭，就极为担心了，特别是那些家里粮食多的，谁情愿多交粮啊，自然便放开肚皮吃，把家里的鸡鸭猪牛也吃了。

而 当时干部了未来使农民到食堂吃饭，将农民的粮食、锅灶及一切工具都归了公。当时的一首顺口溜称道："切菜板子刀，扁担钩子梢，杈把扫帚锨，犁耙绳索鞭，下 至黄泉，上至青天，领导想要的都可以调走。"而对不愿上缴的农户，干部就组织人员到其家里翻箱倒柜地检查，一经查出便没收充公。

在当时其他生产活动也挤占了大批的农业劳动力，致使1958年秋收时由于农业劳动力和农具的缺乏，从而导致大量农作物因没人收获而烂在地里。

秋 收之际，济宁地区却抽调大量青壮年劳力办钢铁、大搞水利建设，再加上深翻土地的大兵团作战，造成了丰产不丰收的现象。据时任回忆："58年那年应该算个好 年景，庄稼长得旺。可惜啊！丰产不丰收。大炼钢铁抽走了青壮年劳力，留下的竟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哪干得了这么多活啊，大食堂使大家大呼隆，反正收获了也 不归自己，好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上来......玉米棒子掉在地上，社员都懒得捡。那样的糟蹋粮食。"

当时也有转对这种现象的民谣："谷撒地，黍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豆子熟了满地跑，棉花开了摘不了"，"高粱放了哨，玉米上了吊，豆子放了炮，棉花挂了孝"

济 宁地区当时普遍建立了猪嘴炉、永长式土炉、坩埚、闷窑和0.5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采用土洋结合的方法，全区各地火光充天、到处冒烟。由于技术、设备不达 标，炼出的多是废钢、废铁，"生产多不正常，材料有浪费，生产成本高，亏本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济宁县1958年9月，就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在农村普遍建 起土法炼钢炉，到12月份，全县共收购废钢铁（包括铁锅、铲、勺及其他铁制用具）1486吨、铜84吨。不仅没有炼出合格的钢铁，造成人财物的浪费，还严 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除开以上这三个普通存在的原因外，当时济宁地区的干部作法问题也异常严重。济宁地区许多干部独断专行，如提出："有粮不报吃饭犯法"，"每亩产不上500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等。

农 村实行公社化后，有些干部以移村并村的名义随便哄抢、乱拿群众的东西，更不乏少数横行乡里、乱拔白旗、私自报复、污辱妇女等严重违纪的干部。"田桥公社有 一个社干部向生产队调粮食，队支书要他过一下秤，开个条子，社干便给戴上本位主义、抵抗上级的帽子，拔了白旗，罚站雨淋两小时，并劳动改造"。

作 为恶劣典型的如汉上县城关公社王泉生产队的支书，他一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强奸霸占妇女，亲自逼死2条人命，有个社员的孩子在坡里搓了两把麦子吃，被他 发现后毒打一顿，小孩回家吓死了，老婆改了嫁，该社员患精神病也死了。全队59至60年期间被打、上吊、投井自杀36人，其中死亡28人。每死一人他就 说："又死了一个孬种，死12个才够一打。"并经常抢劫群众的猪、羊杀吃，开会都是半夜开，叫小队长挨家串，看到谁家黑夜做饭就绑去审问。

邹 县太平公社为了完成上级收集废钢铁的指标，就炮到农民家里揭锅。太平桥595户就揭了三次锅。有位74岁的五保户家有两口人，大锅已被揭去，驻村干部又发 现一口小锅，结果把小锅也强行收走，还把老头打了一顿。落陵公社9200户人家，揭锅时就揭了7000多户。掀床的情况更为严重，太平公社本着"一户一 床，十户一柜"的精神进行，有的把病人架下来硬把床架走，群众稍有不满即行打骂。太平公社亢阜管理区以检查卫生、检查废钢铁为名，到处乱翻，全管区翻粮 18万多斤。据地委统计，两年多来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十分严重，对群众所采取的严刑拷打的方法多达20种，致伤致残致死的事件骇人听 闻。

当时开展的生产竞赛活动中，干部们也是胡乱指挥，要求群众食宿在田，日夜轮战，"白天人满地，夜晚满坡亮"。济宁地区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集中体现为违背客观规律的进行深翻地、广积肥以及密植。

在 1958年7月20日济宁市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对土地深翻的程度、施肥量与播种量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要求深翻一公尺市尺以上的有22万亩，2市尺以上的 有38万亩，一尺五寸以上的有150万亩。小麦每亩要施底肥3万斤以上和土化肥100斤，丰产田底肥要施5万斤以上，土化肥150斤到200斤，卫星田施 底肥8万斤到10万斤。

济宁地区一开始规定翻地深度为1.2尺到1.5 尺，后来增加到2至3尺。凡参加深翻地的人畜，一律食宿在田，昼夜不停。为保证翻地质量，还建立了检查评比和定期验收制度，凡不合格者一律翻工。此外，深 翻后还要耧细耙匀，要求一般田耙8遍，大面积丰产田耙9遍，卫星田耙10遍以上。凡达不到上述要求者不准种麦。不少地方因此耽误了农时，直到11月份还没 种上小麦。

深翻土地的行为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破坏了土层结 构，把适宜作物生长的熟土翻到下面，不宜作物生长的深层土翻到上面，造成粮食的大幅减产。当时的干部还认为简单的多施肥就可以提高粮食的产量，因此要求各 地提高每亩的施肥量。峄县、滕县两县县委要求普通田每亩施底肥2万斤（后增加到15万斤），丰产田每亩施底肥5万斤（后增加到30万斤），卫星田每亩施底 肥8万斤（后增加到40万斤），如此高的施肥量，远远超出了作物所需的范围，其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在 播种时，正常情况下济宁地区每亩小麦的下种量在15至20斤之间，而当时则要求每亩的下种量要达到30斤以上，丰产田要下40斤，卫星图要下50斤。土地 利用率达到60%至80%。为了增加播种量，不少地区减小田地垄间距，甚至在高额试验田里采取人工撒种的畦播方式。台儿庄区的涛沟桥大队在1.6亩试验田 里竟然撒下了1600斤麦种，致使颗粒无收，这种不合理的密植完全违背了作物生长规律，不仅造成种子、人力的浪费，而且使得已播种的耕地减产甚至是绝收。

四、救灾

在1959年的春天，济宁地区的灾情最终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谭启龙在其中功不可没。

他在2月份就通过山东省委从四个专区紧急调拨了2亿斤粮食进行救灾，接着在1959年3月21日到6月25日期间，他又三次到粮荒最严重的地区，进行了60多天、10多个县的调查，走访沿途村庄和社员家庭，并及时且如实地向省委、中央作了汇报。

在 之后济宁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谭启龙痛心疾首的说道："这种情况(指当时灾情)我还没见过，简直不如旧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 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不是一般的伤元气，是严重地伤筋动骨，恢复起来需要十年八年......有的群众说：再过半年都成土匪了，有中央军我一定 干"。

同时在这场会议上，谭启龙还要求要停办食堂，公社把粮食发给群 众，让群众在自己家中做饭吃。群众没有饭锅，有铸造条件的厂子就生产铁锅供应群众。公社的土地分给群众百分之三十，群众可以租种公社的土地，大牲畜实行 "六定"，分户喂养，开放集市贸易。在不影响国家计划的范围内，允许群众进行自产自销的贸易活动。

正 是由于谭启龙等人的及时救灾措施与上报灾情，使得济宁地区成为了全国最早揭露问题的地区，而因此获得的救助也格外充足。5月份山东省委将中央下拨的 1000万元救济款中的800万给了济宁。同时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让基层干部们卸掉了"瞒产私分粮食"的思想包袱，全力进行救灾工作。在之后的 1959-1961年期间，济宁地区政府先后发放救济款131万元、救济粮2300万公斤、救济衣物100746件、棉布15万米，组织群众复收粮食53 万公斤、地瓜、胡萝卜471万公斤，收集干菜、代食品等843万公斤。

同 时抽调医务人员下乡巡诊，深入灾区，当时金乡县的水肿病极为严重，县委和社党委相当重视，组织了600余人的防治队，先后拿出小麦60余万斤，食油 1500斤，免费医疗款5000余元，在安排社员生活的同时，开展了对水肿病的防治工作，研究推行了简便易行、疗效很好的单方、验方（如芒硝煮鱼、苍术 散、丝瓜络煮枣等）约50余种。

在这些救灾措施下，虽然由于之前的农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到1960年时水肿病患者仍有26万余人，干瘦病4.7万人,妇女病达13.7万人，但是在1959年的夏收之后，最危险的粮荒已经得到了缓解，济宁地区的人民也在阴差阳错之下，反而避开了之后更大的危局。

附：五六十年代济宁的灾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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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图可见，在1957年济宁地区所遭受的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灾情面积之大，程度之重是建国以来历年未有的。全专区被淹面积达836万亩（受灾两成的不计在 内），绝收626万亩，秋收减产13.3亿斤，国库小麦损失1500万斤，而且在水灾之后又接旱灾，使得晚秋作物旱死20万亩，因旱减产达333万亩。

中 央和省委在得知灾情后，也迅速从上海、南京、青岛等地调集了飞机、工兵、汽船参加抗洪抢险,及时将灾民和耕畜解救出来，并从江苏、河北省及邻近地区调出大 批救灾物资（粮食50850万斤，救济款1544万元，各项贷款和预付定金1832万元，捐献寒衣16万件，干菜675万斤）。当地政府也带领全区人民积 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因地制宜，补种、改种农作物。使灾情迅速稳定下来，保证了灾民安稳地度过了严冬春荒。因此尽管灾情惨重，但是由于政府措施得力，妥善 地安置了灾区的灾民，并没有酿成更大的人员及财产损伤。

而作为对 比，1959年的受灾面积约为732万亩，成灾面积约为340万亩，绝收约为90万亩。之前1953年的受灾面积则为800万亩，成灾面积约为569万 亩，绝收约为113万亩。1954年的受灾面积约为971万亩，成灾面积约为571万亩，绝收约为95万亩。因此1959年的自然灾害从严重程度上看，不 仅不及1957年，甚至和1953-1954年相比也有所不如，事实上这一年基本上算是风调雨顺。

参考文献：

《大跃进运动中的济宁事件》.李冉冉

《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问题研究》.王东艳

《谭启龙的饥荒调查》.肖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