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人类研究]朱普乐：“文革”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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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普乐："文革"拾零

2014-10-05 10:57:00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大字报

1966 年6月5日，有人在我们文化馆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馆为什么不宣传?无动于衷?二、文化馆的干部养尊处优，太阳晒屁股了还不 起床。三、文化馆组织交谊舞会，宣扬封资修。四、文化馆组织讲座，请江流做报告，放毒，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群众;是文艺黑线在泾县的"分店"，是"黑 馆"......江流是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中篇小说《还魂草》被列为"毒草"，遭到批判。

这就是后来被他们自己引以为荣的"泾县第一张革 命大字报"。署名是泾县中学十几名师生，如政治教师黄胜非，高三学生曹德源。无疑，他们是受到聂元梓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影响。然而，聂元 梓的大字报是针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而黄胜非等人的大字报却选择一个毫无权势的文化馆开刀，分明是挑了一只"软柿子"。姑且不论是非如何，仅其魄力而 言也逊色多了。

来势汹汹，风起云涌。县城各大小单位纷纷响应，文化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至天黑，门口一段大街贴满大字报。没地方贴了，大字报还在不断涌来。文教局的领导立即叫我们在大门口小广场上拉起一道道绳索，把大字报别在绳索上。

我慌了，止不住地浑身颤抖。参加工作五年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写 大字报成了革命行动。谁不想革命呢?于是争着写，疯狂地写,不再是单单指向文化馆了。文化馆这么个小单位，再坏再烂再黑还能有多少事情供人去写?"炒冷 饭"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四面八方开炮，你单位写我单位，我单位写你单位;光写单位不过瘾了，干脆指名道姓，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从政治立场到个人隐私，从光 冕堂皇到恩怨情仇，乃至于操娘日妈，无奇不有。也不光在文化馆门口的大街上贴了，满街都是。

泾县城乱了。

语录与录语

因为我，胡家银受到株连。

我 们同学。毕业以后，他分在榔桥当小学教师。两年后调到电影公司(那时候叫电影管理站)，先在电影院搞宣传，后经要求下乡巡回放映电影。那几年农民能吃饱 了，文化生活要求日趋迫切。电影队在农村十分吃香。胡家银他们那个队包榔桥汀溪一片，日子过得实惠自在。我们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来(那时候没有手机)， 说的都是年轻人最关心的事情：找对象。

我当上"牛鬼蛇神"以后，有好事者揭发，说胡家银与我联系密切，很可能密谋反党。就叫他揭发我，叫 他交待。胡家银是个老实厚道人，不会刁钻滑坏，也不会卖身求荣落井下石。始终交待不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于是说他不老实，批斗。无奈胡家银既不写文章，也 不多说话;又长期在乡间工作，与大家接触甚少。实在没什么"罪行"可供批判，有些大煞风景。

这时候，有人站出来揭发：胡家银在搞"胡家银语录"。

这可不得了!只有"毛主席语录"，没有第二个人搞"语录"。胡家银胆子太大了，欺君之罪。这便有了重磅炸弹，稀里哗啦炸开了锅，把众人胃口调到极致。

胡家银却说："我没有。"——"没有?我亲眼所见。"——"那不是'语录'，是'录语'。就是胡家银录的话。"

众人不信。第二天派人一道去榔桥住地搜查。在乱七八糟的桌子上，确实搜出一张纸，纸上写的是"胡家银录语"。

就如买彩票，数字确是那几个数字，但顺位不对，没有中彩。

电影公司一些人，似乎很追求运动效应。喜欢骚动，喜欢鬼弄鬼。不论什么运动，都极易在他们之中掀起。所以揪了不少人。所以后来"造反"也最早，最坚决，最玩命。

军代表

朱排长是县革委会政工组军代表。年纪轻轻，模样周正。虽然只是排长，却领衔政工组，统揽一切，做主当家。

一天，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说是有点事。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要写一条大会会标。他叫我坐下歇会儿，等他把手边事情处理好了，再详细布置。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给我。那时候，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都很稀缺。给我两张票，大概算是酬劳吧。

这时候，凤元康进来了，掏出一张写了字的纸递给朱排长，说："朱吉民的报告。"——"干什么?"——"他想改行。"——"改行?教师不干干什么?"——"你把它收下来吧。收下再说。"凤元康是政工组干事，说着便退出了。

朱排长拈起报告，没看，丢进抽屉。自言自语地说："有份差事干就不错了，还挑肥拣瘦。"又说："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以后都要弄回去生产，或者弄到新疆那些边远地方去。"

我不知道朱排长为什么在我面前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这些话有什么来头。虽然他说得无意，我听得却十分有心。我不敢以为他在胡扯八道，却希望他是胡扯八道。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心里掂量他这几句话，忐忑不安。真如他所说，我们这些人就死定了。

2002 年，我去新疆旅游，还特地关注过那里的生存环境。西出嘉峪关，茫茫大漠一片，零零星星地点缀着一些瘦小的骆驼刺。到了新疆，居然连这种寒碜的小生物都不见 了，寸草不生;汽车开出去五六百公里不见人家，是常有的事。如果真的把我们"充军"于此，即便让我跑，都跑不出去啊!

真可怕。

四 十多年以后才知道，朱排长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文革"前夕，毛泽东总以为别人要抢占他的金銮宝座，总觉得有人要谋害他。为了确保安全，他授意周恩来成立并 主持了"首都工作组"。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工作内容有七项，其中之一是"清查清理社会人口"，把一 些"四类分子"迁送外地。周恩来还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五期《"破四旧"的表与里》)遭迁 送的并不仅限于"四类分子"，凡官方不信任者都在其列。我认识一位香港"两航"起义人员，"文革"前，他一家五口从北京被"下放"到泾县，开始了永无归期 的"充军"生涯。当时俗称"保上下放"。所幸这一做法没有被基层普遍效仿蔓延，否则遭难的人就更多了。

责任编辑：张白烨